检察日报不准喝茅台或遮蔽公款消费实质

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多位人大代表建议 在公款消费中明确禁止喝茅台 ,并倡议 各级纠风部门也应把禁止喝茅台列为检查内容,像禁止消费卡一样予以查处。 (1月17日《新快报》)

正如人大代表所说, 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 变了味 ,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 ,并且,从可接受的角度来说也是国家战略的根本目标。在制定国家战略时, 禁止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群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的靡费 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意需求和社会情绪,但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吊诡之处在于:公款消费是一个 可以与否 的命题还是 如何消费 的问题,人大代表应该监督公款消费还是希望官员们消费什么的问题。

高端白酒在当下既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广积粮草：玩家比赛获得粮草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也几乎成了 公务员酒 ,是与平民百姓无关的,虽然最终成本还是百姓付。正因为如此,茅台酒的价格有时候成为腐败与公款吃喝指数的真实写照。就此,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笔者的看法,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是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从逻辑上看,应是先有公款消费是否允许,再有公款消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说,消费茅台不合适,那么,消费其他诸如拉菲之类高档酒类的物品就是合适的吗?茅台仅仅是公款消费不合理和受到诟病的唯一原因吗?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之所以是伪命题,在于公款消费已经成为潜规则。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政府官员讲排场、讲阔气、警车开道、公车私用都会成为丑闻,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更严重,可能因此下台。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就因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此事经媒体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 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恰恰相反,把公款消费当成了 特权 甚至是 能力和水平 的象征。不破除这个潜规则,在笔者看来,一切都可能是空谈。

由此,面对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必须跳出 钱穆制度陷阱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的背后就隐藏着 钱穆制度陷阱 ,因为这混淆了公款消费是否正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造成对公款消费实质的遮蔽。我们总不能认为公款消费茅台不合适,消费其他的就应提倡吧?

公款吃喝 能否消费 和 消费什么 不能混为一谈。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背后的治理陷阱应正视,否则,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跳出治理公款消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