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著作列入外译计划

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 文汇报 | 许旸 中国学术走出去译成外语就够了?学界关注如何真正打通传播通道

■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 走出去 的传播通道， 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 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碰到这么好的翻译者，算是我的幸运。在我看来，所有译成外文的著作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图书，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合力再创造的一个南海区渔政局负责人介绍过程。 4月2日，复旦大学出版社、荷兰博睿出版社在沪联合举办 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研讨会 ，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谈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英语版出齐时，特别致谢了译者。

并非每位中国学人的心血之作，都能这么走运。研讨会现场，数名学者直言辛酸经历 有著作被出版社列入外译计划，自己却选择 宁可不出 ，原因集中在几个层面：出版方以招标方式找译者，但肩负 摆渡人 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仓促上马，译作谬误百出、质量明显不过关；有的著作出版后却鲜少有人问津 这些尴尬事实，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 走出去 所面临的困境。

仓促上马的外译项目成流水线作业? 甩手掌柜 心态要不得

除了《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有部《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也被一些出版社相中， 之前有出版机构联系我，说找了一位业内很有名、地位颇高的专家来操刀翻译，结果拿到一部分译稿后，大跌眼镜。 葛兆光和学生们在核对中发现，其中竟有几段文字直接从搜索引擎的翻译软件里拷贝过来，语句不通，根本没法用。

这样的译稿水准也敢拿出来，要是传到国外出版市场，实在不成样子。 后来，这个项目就搁浅了， 一直搁到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译者，索性不要出。

不止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也有同样的感慨。

他还记得，自己曾经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 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 他选择 宁肯不出 ，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推的别人不要，别人要的我们翻不出去 一部分国内学术书如果仍停留在自说自话的 小圈子 阶段，或是随随便便找译者应付了事，那生命力肯定不行，即使翻译成外文输出海外也是 短命 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坦言。

多名学者谈到，文本质量堪忧、翻译水准不敢恭维、成品粗糙近乎 应付任务 、用词用语欠缺规范、项目执行粗放 如此种种，暴露出不严谨的 甩手掌柜 心态，让部分学术出版 走出去 之路变得崎岖。

精加工 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 国际能见度

一部中文原创学术著作，输出海外版权后，是不是翻译成外语就够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版权经理戴文沁认为，要这道题肯定要打错了。出题者、南京大学法学院黄旭巍老师揭晓答案真正打通国内学术 走出去 的传播通道， 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 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有时，适当的 加减法 和 精加工 是省不掉的步骤。不妨回顾下《中国思想史》落地海外的案例。自2005年博睿推出 现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 ，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书系主编和另几位编委会成员推荐了《中国思想史》一书，并于2008年签下该书。

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迈克尔 杜克、约瑟芬 杜克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葛兆光甚至飞赴温哥华和他们商量翻译细节。 磨 出来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最终，近1 00页中文原著 压缩 至600多页英文版， 为了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和译者商讨删去了几乎一半内容。 葛兆光解释，由于当初他预设的读者并不是初入门，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后， 每一章、每一节都有所精简，史料这块删得最多，论述也简化了不少。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刊副主编林曦说，相较虚构类小说，学术著作译介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来意思，这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互换，而是意味着两种思维体系乃至语境的顺利转化，对译者和出版团队的挑战很大。

此前一段时间，西方学界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能借助的多是卜德翻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半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今，更多中国学人观点亮相国际舞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以日本学界的 东洋文库本 为例说，学术出版要走得更远，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有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