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一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就像一座鹊桥，承载着海峡两岸望眼欲穿的亲人，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奔到这里，与亲人偷偷地团聚，又匆匆地惜别，留下的是流不完的泪水，诉不尽的哀愁和怨恨。

怨谁呢?恨谁呢?

历史上的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人们只知道人生有限，但愿早日推倒这道 柏林墙 ，别再苦苦折磨海峡两岸的亲人了。

血脉相通的一家人，何必相互残杀、相互仇恨呢?

1949年10月21日。

一个小生命秉承父母的真爱，在西安市碑林区一个小巷深处呱呱落地了，来到硝烟刚刚散去，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世界。

此刻，不谙世事的小家伙，躺在母亲的怀里，贪婪地吸吮着母亲带有泪水的乳汁，并不知道父母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生死诀别。

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罗甸服，1949年初，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被任命为国民党商洛军区司令。他率领的部队没打过一场胜仗，就被解放军追得连连败退。当他率部从商县撤到汉中时，几千人马只剩下寥寥十几个人了。

一天深夜，人困马乏的官兵躺在一家民宅中酣睡，罗甸服被一阵瘆人的沙沙声突然惊醒，他意识到：又被共军包围了!于是，急忙叫醒官兵，命令勤务兵，将其绑在身上的银元全部拿出来，当场分给大家。

各位弟兄，我对不起大家!大家各自分头突围吧!望各自保重，平安回家! 这是罗甸服抱拳对手下官兵说出的最后一番话。

然而，只有罗甸服一人突围成功。其他官兵全部成了解放军俘虏，都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了。

逃跑中，罗甸服搭上一辆国民党军车，来到乱哄哄的成都，又接到蒋介石新的委任状，任命他为总统特派战地指挥官，中将军衔，派他立刻飞往松潘指挥督战。

当他乘飞机抵达松潘上空时，却是大雾弥漫，无法降落，上级又命令他继续南飞。

飞机终于降落了，却发现已经到了海南岛。

他收到家里来信，得知妻子平安生下一子，他给儿取名 罗琼秦 ，即西安与海南岛遥遥相望的纪念。没想到，这是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后一点父爱。

但是，儿子并没有叫过这个名字。

大家都叫他 木犊 ，在陕西，这是大人叫孩子的一种爱称。直到上学了，母亲才给他起名董健，随母亲姓，希望他像牛犊一样健壮。

在陕西，女人生孩子不知丈夫下落，孩子即为 木生 。孩子属牛，所以大家叫他 木犊 ，也算是一种爱称吧。

1950年4月初的一天清晨，罗甸服跟随国民党官兵来到一艘拥挤的军舰上，遥望着西北方向，默默地向亲人告别：再见了，我的妻儿，等着我，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然而，归期却成了永远的泡影。

他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又重新组织了家庭。

对这一切，妻子董涵英一无所知。

董涵英，毕业于西安医学院高级助产学校，她像几十万遗留内地的国民党官兵配偶一样，迫于政治压力，不久，就到法院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十一岁的她，没有再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董健还有一个姐姐董秦)，独守空房，度过了漫漫人生。用她瘦弱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四口之家(还有孩子外婆)。

她办起 高级助产士董涵英日夜出外接生 个体经营，后来又调到医院工作。夜里经常要为三四个孕妇接生，回到家里，已经累成了一摊泥。

街邻们常常摸着董健的小脑袋，说： 木犊娃，别淘气!听你妈的话，你妈为了你姐弟俩太不容易了。

小家伙在别人的同情及怜悯中，渐渐长大。

木犊只听别人叫爸爸，从未见过自己的爸爸。他的 爸爸 只是藏在箱子底下几张发黄的照片，一张是1945年爸爸跟妈妈的结婚照；一张是父亲和母亲抱着姐姐的合影；另一张则是父亲与病故前妻的结婚照，前妻也留下两个孩子。

这些照片从不敢摆在外面，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母亲才偶尔从箱子里翻出来，捧着照片久久地端详，脸上常常淌着泪水。这时，小木犊就悄悄地爬起，从母亲身后探着小脑袋，仔细看着照片上的父亲，身穿翻领皮夹克，头戴大盖帽，好帅气呀。他心里默默地喊着： 爸爸，你啥时候才能回家?我啥时候才能见到你呀?爸爸，我好想你

在特殊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懂事，自立，自强，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十岁，他就弓着瘦小的腰身，给家里拉煤；蹲在马路边摆书摊；稍大一点，就帮拉车的 挂坡 ，挂一趟坡两角钱，挂五趟挣一元钱；贩卖过甘蔗，三十斤甘蔗，能挣两元钱。他把挣来的钱，偷偷地放进母亲放钱的抽屉里。

他用稚嫩的肩膀，帮母亲支撑着这个困难重重的家，用他并不强健的胸脯，为风雨飘摇的家遮挡着一次次暴风雨的袭击。

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是，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却无时不在。

他和日前姐姐学习都很好，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却不能加入共青团。姐姐董秦因政审问题，被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

1962年，杳无音信的父亲，忽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母亲捧着这封信，得知丈夫安德烈：飞行是在9000米的高空进行还活着，泪如雨下，但她害怕，怕这封信又给家里带来灾难。小董健却给母亲出主意，让她主动将信交给派出所，果然躲过了一场可能袭来的灾难。

1960年，母亲被单位下放了，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饿得全身浮肿，哪还有能力怀孩子?没孩子可接生，家里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整天满脸愁容。其实，母亲并不属于被下放对象。

这天，小董健跟母亲来找母亲原来工作单位西安市碑林区东羊市医院，院长不管。又找到碑林区卫生科，没等母亲开口，小董健抢先质问对方： 你们凭什么把我妈下放回家?

可是政策上说，下放对象是指那些家里不是唯一挣钱的人。 小董健理直气壮地说， 我家就我妈一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我妈不属于下放对象。你们不应该下放我妈!

这番话从一个十二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含义。

第二天，医院居然同意董涵英回医院上班了，只是将每月5 元的工资，降到了4 元。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期间，董健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急忙跑回家，清理照片，把该烧的都烧了，问母亲，还有啥怕抄的?母亲指指床底下，他赶紧掀开床垫，打开床下几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子，不禁大惊失色：箱子里不仅有父亲与蒋介石的合影，一些古董、玉器，几把缴获的日本军刀，还有父亲当年的黄呢军大衣、马靴、枪套、国民党帽徽

妈，你留这些东西干啥? 他嗔怪母亲。

我留着将来你结婚时，把你爸的黄呢军大衣用膏子染一染，你还能穿呢。

母亲的话令董健心头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他急忙跑到后院，挪开压在井上的大石头，将日本军刀和黄埔军校颁发的佩剑等物品，统统丢进井里。又借来一辆架子车，将几箱衣物连夜送到学校，对学校 革委会 负责人说： 我爸是国民党军官，我在家清理东西，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军衣 我把这些东西连夜拉来，就当我是自我革命吧。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来抄家了，把家里翻了个底朝上，也没有翻到什么。

十几岁的少年在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如何跟别人周旋，从而保住了母亲，也保住了家。但是，他稚嫩的翅膀毕竟太弱小了，遮不住漫天袭来的暴风雨。他没能保住外婆戴的一对金耳环和金戒指，没能保住被打成 牛鬼蛇神 、多次挨批斗的姨妈和姨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