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艳滨追随信息公开法12载

核心提示:对于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法学家来说，他研究的领域——行政信息公开法，和他的年龄一样，年轻而潜力无限。十几年前，当吕艳滨决意将自己的研究志向从贸易法转向行政法时，他完全不敢想象

吕艳滨， 6岁，肖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亚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

6岁，在古人眼中，恰好是 三十而立 与 四十而不惑 中间过半，这是个有所担当又有所领悟的年龄。在2012年这个龙年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吕艳滨，即将迎来 6岁。

对于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法学家来说，他研究的领域 行政信息公开法，和他的年龄一样，年轻而潜力无限。十几年前，当吕艳滨决意将自己的研究志向从贸易法转向行政法时，他完全不敢想象，中国的行政信息公开法律在12年中会经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贸易法转向行政法

对于吕艳滨来说，选择行政法更像是一个偶然。吕艳滨本科学习的专业是日语，他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选择贸易法深造。 那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生更愿意攻读民法，认为学商法、经济法，就业后能够赚大钱。 吕艳滨坦承，在现实的考量面前，他也有过这样的打算。

但是就在吕艳滨即将决定研究生方向的时候，他在一次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日本关于信息公开立法的讨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政府信息还是一个敏感需要避讳的话题。吕艳滨忽然意识到，中国其实更需要对公法领域的研究。

相比于公法研究，民法研究在当时已比较成熟，而政府和社会公众，都还没有信息公开的意识。 吕艳滨对本报说，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行政法，特别是信息公开立法。

12年前，即将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的吕艳滨，正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他当时承担的一项工作是，帮助律师了解政府部门出台的某项法规、制度和数据该如何解读。

了解的途径就是经常给多个政府部门打，不断地请教他们该如何解读那些文件。 吕艳滨说，如今认为理所应当公开公布的信息，在当时仍被视为国家秘密。

选择这样一个领域做研究，吕艳滨最初的学术道路充满了未知数。吕艳滨记得，他最初查阅资料时，还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而凭借介绍信查阅的国内教材，却几乎没有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

当时，甚至国内对 政府信息 都没有统一的称谓。除了 信息 ，也有研究者译自日文称为 情报 ，还有人称之为 资讯 。这些翻译不一的名称很容易嗅出政治的气味。在当时，政府信息公开不单纯是一个法学问题，还被视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与会领导人身着唐装引来全球媒体的关注。博鳌2011亚洲经济论坛期间律就在这样的意识语境下起步，立法的难度超乎想象。 我研究生毕业时，恰好有机会参与社科院法学所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课题。在研讨会上，有政府部门的人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信息公开会影响政府管理。 吕艳滨至今记得他最初参与信息公开立法研讨会的情景。

非典 带来意外转机

然而，200 年，令所有研究者意想不到的转变竟然来的如此突然。 入世以及政府在 非典 期间的应急处理，成为信息公开最直接的推手。 吕艳滨说，特别是应对 非典 危机时，仿佛一夜之间，政府信息公开的新篇章就被翻开了。

200 年全国遭遇 非典 侵袭，首都北京被肆虐的病毒和比病毒更恐怖的流言包围了。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信息公开办法，实施了 非典 病情每日通报制度，实时向外界公布病情控制的最新情况。这一举措迅速遏制了谣言的散播，在政府与公众信任以及合力之间，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吕艳滨看来，这个通报制度实质上是政府形成信息发布机制的开端。通报制度的良好效果给各级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起法学家的演讲，在这次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透明展示出的巨大凝聚力更为生动地解释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所以，在后 非典 时代，吕艳滨明显感受到地方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立法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和恳切。 政府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在一些地方，比如广州和上海，立法工作甚至是政府在推动着。

由包括吕艳滨在内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人员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议稿，经过审议、修改后，于2007年1月17日正式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从提交条例建议稿，到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正式公布，用了不到5年时间，这比当时预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多。 吕艳滨认为，缩短的这一半时间，是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共同提高而挤出来的宝贵时间资源。

身为信息公开法律研究者，条例出台前缩短的4年给了吕艳滨惊喜，条例出台后的第一个四年也令他振奋。吕艳滨深刻地体会到微博等新媒体传播的超群力量。 毫无疑问，新媒体传播给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新的考验。就像当年接受信息公开一样，越来越多的大局初定。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陈诚为 中华民国 第三任 副总统 。5月5日政府部门已经从惧怕、抵触到接受而后主动地应对微博的考验。

条例已经步入第4年关口，政府信息公开是在步步推进，许多信息事项正在发生突破。比如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里，预算公开、三公费用公开，这些原以为很困难的事项，都在大密度、集中地公开，逐步走向透明。 吕艳滨说。

然而，惊喜并不能遮盖信息法研究者的忧虑，吕艳滨也在清醒地碰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痛处，希望借此督促它更趋完善。 对于公开项目标准不统一的，今后应逐步细化；需要公开的项目，条例已经规定清楚的，关键是落实。

外语好不再是最突出优势

想起12年前攻读信息法时，吕艳滨清楚记得，他们需要迈过一道门槛，那就是外语好，好到能够讲清楚国外的法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内信息公开立法犹如没有种子而要结果的树，国内法学研究者需要大量移植国外法，编译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

12年过去，中国信息公开立法不仅有了土壤，更培育出自己的果实。这一代法学研究者将面临 原创 挑战，将立足于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吕艳滨意识到，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更多课题，这是历史给予的机遇，更是历史赋予的。

6岁的吕艳滨，将迈入人生和学术上都日臻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龙年，他将继续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测评，跟踪调研个人信息公开制度和保护。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这个龙年也是吕艳滨的本命年。对于2012年的传说，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以及安全的悲观猜测，吕艳滨都淡然一笑。

上一个龙年至今，是我们最能直观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12年。经济发展快了，社会也必然快速地出现好和不好的反应。只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当下，不好的东西容易被放大。我相信这个世界将越来越好。 吕艳滨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在逐步提升，在进步。循着前辈艰难开拓出的道路，走在路上的我们，必须更加勤奋。